农业大学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模式与路径分析

2017年12月28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就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三农”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1]。乡村振兴由之前的新农村建设所提倡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治、管理民主发展到现在经济方面的“产业兴旺”、环境方面的“生态宜居”、社会方面的“乡风文明”、管理方面的“治理有效”，生活方面的“生活富裕”，要求与层次两方面均实现全方位的提高，进而实现产业振兴、人才回归、文化复兴、生态绿色发展和组织有效管理。乡村振兴战略是民族复兴战略之一，是一个宏大而长远的战略，而非攻坚战性质的短期性参与形式，是多层次、多主体、全方位协同发展，农村内外部资源双向整合的过程。现阶段乡村发展还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如青壮年外出务工，导致农业副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过度强调农业现代化发展，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均衡；城镇化偏向，单向道的由农村向城市输出；部分乡村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2018年12月，教育部文件《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年)》中提到，要书写科技脱贫攻坚的“高校样本”。农业大学基于自身优势对农业现代化、农村转型、农民富裕一系列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开展了大量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本文以华中农业大学为例，围绕农业大学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模式与路径展开分析，以期探索出“可复制、易推广、能成型”的农业大学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模式与路径。

一、农业大学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具有独特优势

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这“五个振兴”，是乡村实现全面振兴的核心内容，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抓手。要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的全方位振兴，就必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搞好顶层设计，做到长短结合、因村精准施策，全面推进“五个振兴”。同时，大学的职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即存在的根本是为了培养人才，其他职能都应为其服务。大学人才培养作为主要职能的观点产生于中世纪欧洲，大学即“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美国通过“莫里尔法案”“哈奇法案”“史密斯-利弗法案”等一系列法案的颁布，确立了农业大学农业教育、科学研究、农业推广的三大职能[2]。瑞典高等农业教育通过重视对科学研究的创新、动手能力相关专业的发展、农业生产者素质的提升，探索产业发展途径对全球产业健康转型的带动，来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3]。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业大学作为培养一流高素质高水平农业复合型人才的主要基地，理应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发挥自身拥有的独特优势助力“五个振兴”。

1.农业大学是乡村产业振兴的生力军

农业大学在知识教学、科技升级、技术应用方面起到基础奠定与先锋领导作用。农业大学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发挥师生智力优势，提供理论支撑、政策咨询、战略设计，充分发挥学科优势特色，制定配套人才激励机制，鼓励师生深入乡村第一线开展科研活动，科学研究直接匹配当地产业发展，为实施乡村产业振兴与技术转化提供智力支持和科技支撑，促进绿色安全、优质高效的乡村产业体系建立，促进多产融合发展，有效延长农业产业链，促进文旅农旅的深度融合，为产业融合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2.农业大学是乡村人才振兴的培育地

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农业大学已牢固确立为“三农”发展输送人才的目标，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以及继续教育与干部培训全方位的培养体系，成为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农业人才的主要基地[4]。农业大学的重要使命就是为农村农业现代化发展源源不断输送优质人才，并依托学科优势，立足服务“三农”工作基础，动员和汇集人才资源、学术资源培养“新农人”，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施展才华，让土地、资金、人才、产业在乡村形成良性循环。农业大学在培养“懂农业”的掌握专业技能的农业科技人才，“爱农村”“爱农民”“爱农业”的管理人才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农业大学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策源地

大学在根本上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校园文化是全体师生共同培育的群体文化，是大学在长期的教学、科研及管理过程中逐渐积淀形成的一种特定文化形态[5]。农业大学所蕴含的耕读文化更契合乡土发展，有利于培养乡村艺术人才、传承乡村文化基因，更深层次探索乡村物质文化内涵，丰富乡村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致力于打造富有文化内涵的宜居、和谐、美丽乡村。华中农业大学提出的以院带村，辐射县域的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行动计划[6]，通过定期定点对接农村开展文化下乡活动，传播先进文化，以此促进当地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农业大学的文化传承与社会服务使命让乡土文化回归，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

文章来源：《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xnnydxxb.cn/qikandaodu/2020/1222/461.html